你为什么有时善良,有时无情?

作者:汪冰 | 发表时间:2017-07-06 15:50:18 0 条评论

  2017年的前半年,英国似乎永无宁日,先是两个月内遭到了3次恐怖袭击,然后伦敦又烧起了史无前例的大火,身边一位在英国留过学的朋友说她从一开始的震惊、心痛和同情,到现在已经变成了麻木状态,伤亡人数已经变成了统计数字。这大概是所谓的“共情疲劳”,很多助人者在帮助弱势群体的时候,因为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,时间久了逐渐对救助对象失去了共情的意愿。简单地说,我们的同理心已经透支,因为感受别人的痛苦也是一种消耗,这种耗竭会让我们变得冷漠,这种“跳闸”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。“这算什么?这种事儿我看得多了。”

  个人叙事比群体描述更感动人

  丹·艾瑞里在他的畅销书《怪诞行为学2》(The Upside of Irrationality)中写到,不仅约瑟夫·斯大林说过,“一个人的死亡是个悲剧,但是100万人的死亡不过是个统计数字。”就连反对他的特里莎修女也说过,“如果看到的是一大群人,我不会采取行动。如果看到的是一个人,我一定会采取行动。”前一阵子疯传的保姆范雨素的故事和突破10亿元票房的《摔跤吧,爸爸!》都有一个特点,虽然他们的故事也极具群体代表性,但是我们看到的都是充满个人色彩的情节。事实证明这样的个人叙事更容易激发我们的“移情作用”,这是为什么呢?让我们先来做个试验,现在给你10元钱,然后让你看两段视频,哪段视频会让你更想捐钱或者想捐出更多?第一段是新闻报道,非洲某地正在发生饥荒,每天有近百人饿死,还有上百万人处在严重饥饿状态,特别是该地区的十几万儿童普遍处在严重的营养不良中,亟需人道救援。第二段视频是一个正在饿死边缘的小女孩儿,奄奄一息躺在妈妈的怀里,母亲乳房干瘪、眼神呆滞,小女孩虚弱到有苍蝇落在她的眼睛上,她都无动于衷,这时屏幕上出现了一句话,“救活她只需要10块钱”。大部分人应该会更想捐出手里的10块钱。社会科学家称之为“可识别受害者效应”,简单说就是一张面孔,一段视频等帮助我们更好地识别受害者具体信息的内容,比起统计数据更能击中我们的内心,也更容易激发助人行为。

  情感影响着我们的决策和行为,当受害者的细节越生动,我们就越能感同身受,而且信息越多,我们就感觉对受害者越熟悉,进而觉得对方和我们有关,甚至会激发出我们的类似经历。于是我们听别人的故事,流自己的眼泪,并最终决定帮助他们。范雨素故事里的困境对很多人都不陌生,我们从她身上看到的自己越多,就越想去支持她。同理,地理距离的接近性以及文化和种族的认同你更容易伸出援助之手。在道格拉斯·肯里克和弗拉达斯·格里斯克维西斯合著的《理性动物》一书中提到了进化心理学的“内含适应性”(inclusive fitness),除了家庭成员,人们还倾向于为那些和自己有更多相同基因的成员提供帮助,因为帮助他们也是在帮助自己的部分基因得到更多传递可能。据此我有一个更大胆的推论,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更容易激起我们的同情心和行动,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从这些“表观”中嗅到了基因相似性的气息呢?

  止于同情,理智带来冷漠

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·卡尼曼在《思考快与慢》中总结了人类两套思维决策系统。系统一是指当你看到某件事物时,马上会对其产生感觉以及快速的判断,快到你可能根本无法觉察,这也被称为“自动驾驶”,比如你在相亲的时候对别人的第一印象。系统二是指理性思考,它比系统一要慢,因为需要主动调动更多的认知资源,专注思考判断,也被称为“手动驾驶”,比如恋爱一年之后,你开始思考要不要和对方结婚。当我们被别人的故事感动之后,有人可能已经伸手去掏钱或者直接手机转账,而有些人则开始理智思考。比如,非洲饥荒的例子,第一段视频中面对巨大的灾难,系统一也许会让我们为当地的人民感到伤心难过,但是系统二会对灾难的规模进行计算,“我的这点儿努力又有什么用呢?”,冷静的计算会压制同情心。而对于范雨素所遭遇的现实无奈,大部分人除了深感同情似乎也都觉得自己无力改变任何现状,而仅止于阅读、转载和评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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